青瓜板上的朝阳 青苔井

青苔是顺着井沿爬上来的。青石板缝里冒头，起初星星点点，慢慢就裹住了井台，像给老井围了条毛茸茸的绿围巾。井绳磨出的凹痕里，青苔生得最旺，黑绿黑绿的，滑溜溜的，稍不留神就踩个趔趄。大人们总说这井有灵气，连石头缝里长的草都比别处茂盛——老辈人传下来的话，说光绪年间闹旱灾，方圆十里就这口井没见底，救了整条巷子的命。井台边的石墙上，还留着块斑驳的石碑，上面的字迹被风雨啃得残缺不全，唯有“光绪十六年”几个字还依稀可辨，像一道刻进时光里的疤。

天还没亮透，张妈的木底鞋就叩着石板路来了。她佝偻着背，木桶“咚”地砸进井里，提上来时，水珠顺着桶壁往下淌，在青苔上溅起小水花。“老伙计，今儿水够旺不？”她总爱对着井口念叨，枯瘦的手指摩挲着井沿的凹痕，“我家小子要高考，得烧壶凉白开带去。”这话她已经说了半个月，自从儿子把准考证贴在堂屋墙上，她每天都要向井神念叨一遍。张妈年轻时是纺织厂女工，手指被纱线勒出深深的纹路，如今退休了，所有盼头都落在儿子身上。她特意养了三只老母鸡，鸡蛋攒起来给儿子补营养，自己却总说不爱吃蛋黄。有次儿子半夜复习，她端着一碗冰糖水进房，碗底沉着个完整的溏心蛋，“井水养的鸡，补脑子。”她笑得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，鬓角的白发却在灯光下刺得人眼疼。

话音没落，卖豆腐的李叔推着吱呀作响的板车来了，车轱辘碾过青苔，压出两道湿润的印子。“张婶，井水足着呢！”他咧嘴笑，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，“昨儿夜里我听着井底下咕咚咕咚冒水泡，准是龙王在翻身。”李叔做豆腐的法子讲究，非得用头遍井水，说这样的豆腐才带着露水味。他凌晨三点就起床，把泡好的黄豆用石磨细细研磨，豆浆煮沸后，点卤的动作像在作画——木桶里的豆浆泛起细密的豆花，渐渐凝结成白玉般的豆腐脑。我们常趴在摊前看，他会用木勺舀起半勺豆花，淋上红糖水，颤巍巍递过来：“小心烫，慢着吃。”有回下大雨，他的板车陷在泥里，我们几个孩子帮着推，浑身溅满泥点。他非要塞给每人一块热乎的豆腐，“拿着，井水点的，驱寒。”豆腐在手里发烫，豆香混着雨水味，成了记忆里最暖的味道。

我们这帮孩子，最爱在井台边疯闹。夏天的井台是块大凉席，赵婶把西红柿吊在木桶里沉下去，半晌捞上来，红果子裹着井水的凉气，咬一口“咔嚓”响。我们学她，把玻璃瓶装的酸梅汤系在井绳上，拽上来时，瓶壁挂满水珠，喝一口，酸得人直眯眼。有一回，二柱偷了家里的鸡蛋，用麻绳拴着吊进井里，想做冰镇溏心蛋，结果绳子断了，鸡蛋“扑通”一声沉底。他蹲在井边扒着青苔找了半天，急得直掉眼泪。这事传到他娘耳朵里，她举着扫帚追了三条街，扫帚疙瘩没落在二柱身上，倒把围观的我们笑得前仰后合。二柱娘骂归骂，第二天却悄悄给我们一人煮了个茶叶蛋，说是井水养的母鸡下的，比城里卖的香。那茶叶蛋在井台边的石头上磕开，蛋白上染着褐色的纹路，像极了老井的年轮。

井台旁的墙根下，李奶奶的薄荷长得郁郁葱葱。她的指甲盖永远染着凤仙花的红，一边掐叶子一边念叨：“这井有灵性，连草都比别处的香。”我们围着她，看她把薄荷洗净晾干，泡在粗瓷大碗里。喝的时候，李奶奶会往碗里撒点白糖，清甜的薄荷香混着井水的甘冽，能把暑气都冲散。她还会讲古，说这口井是清朝年间挖的，井底下住着个黑鲤鱼精，每逢暴雨天就会翻水花。有年夏天雷阵雨，井水突然变得浑浊，水面咕嘟咕嘟冒泡，我们几个孩子躲在王伯身后，攥着他洗得发白的汗衫，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井口，生怕鲤鱼精的大尾巴突然扫出来。王伯却哈哈大笑，从兜里掏出把炒瓜子分给我们：“莫怕，这是老井在打喷嚏呢！”他说这话时，井绳在风中轻轻摇晃，井水映着他脸上的皱纹，像一片揉碎的月光。后来李奶奶走了，临终前把那只泡薄荷的粗瓷碗留给了我，碗底沉着几片干枯的薄荷叶，像井台边永远不会褪色的春天。

王伯打水的架势最好看。他单手攥着井绳，木桶在空中划个半圆，“扑棱”一声扎进水里，再提上来时，桶里的水纹丝不动。他年轻时在码头扛大包，两只手能提起三百斤的麻袋，可在井边，却总变着法儿哄我们开心。有时会突然把湿漉漉的木桶往我们跟前一伸，惊得我们抱头鼠窜；有时又从兜里掏出几颗水果糖，说是井王爷赏的。其实我们早知道，那糖是他卖完苦力，在街角杂货铺称的碎糖块。有次我问他：“王伯，你力气这么大，为啥不离开巷子去城里？”他望着井台出神，烟袋锅在青石板上磕了磕：“这井啊，是根，人走得再远，根断了，心就空了。”他说这话时，井绳在风中轻轻摇晃，井水映着他脸上的皱纹，像一片揉碎的月光。王伯的烟袋锅总带着股奇特的味道，是烟草混着井水湿气的香，后来我在任何地方闻到类似的气味，都会想起他蹲在井台边的身影，像一尊被岁月打磨过的石像。

井台边那块凹进去的石头，是我们的零食铺。卖冰棍的刘瘸子往石头上一坐，掀开棉被，凉气“嗖”地冒出来，红的山楂味，绿的绿豆味，馋得人直咽口水。我们把攒了好久的钢镚儿拍在石头上，眼巴巴看着他从冰碴里扒拉出冰棍。冰棍吃完了，就用舌头舔糖纸，直到把最后一点甜味都嘬干净。刘瘸子从不嫌我们烦，还会给我们讲城里的稀罕事，说那儿的冰棍有巧克力味、奶油味，装在花花绿绿的纸盒里。后来我们真在百货大楼见着了盒装冰棍，可咬下去时，总觉得少了井台边冰棍的那股子凉沁劲儿。刘瘸子有个女儿在省城念书，他说等攒够了钱，就去城里租个门面，再也不用风吹日晒。拆迁前一个月，他女儿寄来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他把通知书复印件贴在冰棍箱上，逢人就夸：“我闺女有出息，在城里念大学呢！”可没过多久，他的冰棍箱就和老井一起消失了，听说他去了城郊工地，给人看大门，再也没卖过冰棍。

井台热闹得很。女人们端着木盆来洗衣裳，棒槌“梆梆”敲在石板上，水花溅得老高。张妈和李婶一边搓衣服，一边唠嗑：“前街阿芳要嫁去城里了。”“啧啧，真好，不像咱们守着这口井过一辈子。”男人们收工回来，就着井水洗把脸，水珠顺着皱纹往下淌。王伯摸出烟袋锅，吧嗒吧嗒抽着，烟圈飘进井里，又慢悠悠散了。孩子们在井台边跳房子，石子扔歪了，骨碌碌滚进洗衣盆，惹来一顿笑骂。逢年过节，井台更是成了巷子的中心——腊月廿三，李奶奶带着我们往井台贴红对联；端午节，赵婶把艾草插在井沿；中秋夜，大人们围坐在一起，井里的月亮碎成满桶银光，月饼渣掉在青苔上，引得蚂蚁排着队来搬。有一年除夕，王伯在井台边放了挂鞭炮，鞭炮声震得井水直晃，我们捂着耳朵笑，碎红的炮仗皮落在青苔上，像撒了一地的星星。

变故来得悄无声息。那天清晨，张妈照常来打水，却发现井台旁贴了张白纸，上面写着斗大的“拆”字。墨迹未干，在晨雾里泛着诡异的光。消息像长了翅膀，不到半天就传遍了巷子。居委会的喇叭开始广播：“为响应城市改造，本片区将建设现代化社区……”张妈攥着木桶的手直发抖，水桶“当啷”一声掉在井台上。她蹲下来，用围裙擦那“拆”字，却越擦越模糊，泪水滴在青苔上，晕开深色的痕迹。那天下午，巷子突然安静得可怕，只有风吹过井绳的呜咽声。李叔坐在豆腐摊前，对着石磨发呆，磨盘上还沾着没来得及清洗的豆渍；王伯蹲在井台边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烟灰积了长长一截，却忘了磕。

推土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，井台的青石板上落满了灰。张妈天天来打水，即便家里的水缸早已装满。她摸着井沿的青苔，絮絮叨叨：“老伙计，咱们要分开了。”有次下大雨，她披着雨衣站在井台边，雨水顺着雨衣流下来，和泪水混在一起。李叔的豆腐摊早早就收了，他说机器做的豆腐没井水点的香，可没了井水，连老手艺也没了活路。最后一锅豆腐脑，他免费分给了街坊，浑浊的豆浆顺着木桶往下淌，像他浑浊的眼泪。刘瘸子最后一天卖冰棍，把剩下的糖纸全分给了我们，自己一瘸一拐地消失在巷子尽头。听说他去了城郊工地，给人看大门，再也没卖过冰棍。

拆迁队来的那天，我们几个孩子躲在墙后看。推土机的铁铲下去时，青苔被连根铲起，露出底下发白的石板，像揭掉了老井的一层皮。王伯蹲在废墟前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烟灰掉在碎石块上，很快被风吹散。李奶奶颤巍巍地走来，把一包晒干的薄荷叶撒在井的位置：“老伙计，你歇着吧。”不知谁突然嚎啕大哭，我们跟着抹眼泪，哭声混着机器的轰鸣，惊飞了墙头上的麻雀。张妈死死抱着井台边的石碑，被几个年轻人架走时，指甲在碑上抓出刺耳的声响，留下几道白印，像老井最后的伤痕。那天傍晚，我偷偷跑回废墟，在瓦砾堆里找到一块带青苔的井台石，揣在兜里，冰凉的石头贴着心口，像揣着一块凝固的时光。

十年后我再回巷子，这里已经成了高楼林立的小区。喷泉在阳光下闪着光，孩子们追逐着彩色的水花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曾经这里有一口井，井沿爬满青苔，井水浸着岁月。有时夜里下过雨，我总觉得能在柏油路上闻到青苔的气息，恍惚间又听见井绳摇晃的吱呀声，看见月光下晃动的木桶，还有大人们围坐在井台边，摇着蒲扇，把日子说成故事。那些被井水浸润的岁月，早已化作生命里抹不去的青苔，一遇雨，便在回忆里疯长，提醒着我，有些东西一旦失去，就再也找不回了。

去年清明，我特意回了趟老家。在新建的社区花园里，我遇见了白发苍苍的张妈。她坐在石凳上，手里攥着褪色的准考证复印件，喃喃自语：“孩子考上了大学，去了国外，再也没回来过……”我望向她身后的喷泉，水花四溅，却始终比不上记忆里那口老井的波光。风掠过耳畔，恍惚间，我又听见了李叔的豆腐梆子声、王伯的烟袋锅声，还有青苔生长的声音，在时光里轻轻回响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路过一家老茶馆，门口摆着个石磨，旁边的水缸里泡着黄豆。老板是个中年男人，吆喝着：“井水点的豆腐脑，尝尝？”我坐下要了一碗，红糖水浇在豆腐脑上，颤巍巍的样子，像极了当年李叔递过来的那碗。可喝进嘴里，却只有甜，没有了井水的甘冽。我望着碗里的豆腐脑，突然想起老井坍塌那天，从井底漂上来的半块碎石碑，上面模糊的字迹里，似乎有个“甜”字，被青苔包裹着，像一个永远说不出口的秘密。

如今那方带青苔的井台石，还摆在我书桌的角落。每当加班到深夜，我就会摸着石头上的凹痕，想起王伯说的“根”。也许有些根，不在脚下的土地里，而在记忆的井水里，只要轻轻一捞，就能看见那些被时光浸泡的日子，在青苔的阴影里，闪着温润的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