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隋：朕！杨广，暴君！ 47

政治

改革官制

隋炀帝改官制，增设殿内省，与之前已有的尚书省、门下省、内史省、秘书省共同成为五省。隋炀帝还增置谒者、司隶二台。分太府寺为少府监。改内侍省为长秋监，国子学为国子监，将作寺为将作监，并都水监，总为五监。改左右卫为左右翊卫，左右备身为左右骑卫。左右武卫依旧名。改领军为左右屯卫，加置左右御。改左右武候为左右候卫。是为十二卫。又改领左右府为左右备身府，左右监门依旧名，共同组成十六府。[61]

大业律

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杨广颁《大业律》。杨广修订了法律，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。“炀帝即位，以高祖禁网深刻，又敕修律令，除十恶之条。凡五百条，为十八篇。五刑之内，降从轻典者，二百余条。诏施行之，谓之《大业律》。”

后来杨广对外征讨、对内穷奢极欲，赋税征敛繁多。有关部门都按照时限胁迫百姓，只求能完成任务，刑法典章都被远远抛弃，贿赂公行，穷困百姓无处申诉，只能聚集成为盗贼。杨广就改为制定严厉的刑罚，诏令天下盗窃罪以上，不论罪行轻重，不必等待上报朝廷，都处斩。百姓转而相互聚集，攻打城邑，诛杀惩罚也没能禁止。杨广因为盗贼不能平息，就更加施行酷烂的刑罚。大业九年，又诏令做盗贼者没收其家眷与财产入官。从此各路盗贼大规模兴起，各郡县的官长又作威作福，对人的生杀任意而为。到杨玄感造反，杨广诛杀他，株连到九族。其中尤为严重的是，施行车裂、头悬挂示众的刑罚。还有凌迟处死、并且用箭去射，命令公卿以下臣僚碎割其肉而食。百姓怨恨叹息，天下大乱。[62]

迁都洛阳[63-67]

汉魏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，于是杨广另选地质，重新营建洛阳，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洛阳的工程。[68-70]

当初，杨广登邙山，观伊阙，说：“这不是龙门吗，自古为什么不在这里建都城？”仆射苏威回答说：“自古非不只，只是等待陛下。”杨广非常高兴，于是讨论在此建都。仁寿四年，杨广诏令杨素、宇文恺营建东京，大业二年，新都城建成，于是移居。其宫城北据邙山，南直伊阙之口，洛水穿过都城，有河汉之象，东边距离旧城一十八里。[71]

杨广时期修的东京[42]没有外城，只有短垣。后世武则天时期才建造了外城。[44]

杨广迁都洛阳一事，并非完全出于荒淫逸乐，而是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决定的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。[72]

军事

征吐谷浑

吐谷浑汗国是在青海、河西一带的国家。始祖是辽西鲜卑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慕容吐谷浑，吐谷浑与慕容廆不和，率众西迁，最后在青海一带定居。吐谷浑于329年建汗国，典章制度类同晋制，风俗与柔然、突厥相似。

大业四年（608年）隋臣裴矩指使高车袭击吐谷浑，吐谷浑向隋朝请求援军。杨广乘机出兵，于隔年灭吐谷浑，步萨钵可汗逃亡。此战开拓疆域数千里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，西至塔里木盆地，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，南至昆仑山脉，隋廷设置鄯善、且末、西海、河源四郡，但是，同一年，杨广派伏顺去管理，却不能到达而返回。随后，吐谷浑返回故地，并进攻隋朝河右，隋朝无力防御。[73]随着这次征伐，隋朝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，都要转输塞外，每岁钜亿万计；经途险远并且遭遇寇盗抄掠，凡是人畜死亡没有到达的人，郡县都会征破其家。因此百姓失业，隋朝西半部先穷困了。[74]

征林邑

大业元年（605年），刘方征林邑，击败林邑王，到达马援铜柱。隋朝没有在林邑建立统治，就返回了。班师后，林邑王商菩跋摩遂在比景、海阴、林邑三郡故地复国。此战隋军死者十之四、五，主帅刘方也病死于班师途中。[75]

征契丹，大宴突厥

大业元年（605年），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，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（今辽宁朝阳南）与高句丽交易，率军入其境，契丹人未加防备。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，突然发起进攻，大败契丹军，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。

大业二年（606年），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，杨广招集全国乐人招待他。隔年杨广到榆林，令宇文恺作大帐，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、奚、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，隋炀帝还赠送大量丝织品。[76]

然而隋朝后期突厥崛起，大业十一年（615年），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将隋炀帝包围在雁门。[77]隋炀帝造成隋末大乱，突厥崛起空前强大，东自契丹、室韦，西尽吐谷浑、高昌诸国，皆臣属于突厥，隋朝中原窦建德、薛举、刘武周、梁师都、李轨、王世充等也臣服于突厥，被纳入突厥的势力范围。突厥达到“控弦且百万，戎狄炽强，古未有也”的强盛程度。[78][79]

征流求

杨广于大业三年（607年）和大业四年（608年）两度派朱宽前往流求，务求“慰抚”该国，但流求不从。大业六年（610年）又派陈棱、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流求，击杀其主渴刺兜，俘男女一万人，立即返回，隋朝没有在琉球建立过统治。在隋军征战期间，流求人曾到隋军当中，进行贸易活动。[80-81]

三征高句丽

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，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、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。辽宁东部、吉林中部古称辽东，很早即入中国版图，后被高句丽占据。

开皇十八年（598年），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。杨坚派大军三十万攻高句丽，后因士卒多病，高句丽亦遣使谢罪，遂罢兵。

杨广即位后，又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。

大业八年（612年），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。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，陆军集中于涿郡（今北京），水军集中于东莱（今山东莱州）。另调民夫二百万，以运送衣甲、粮食等。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，皮肤溃烂，腰以下生蛆，死者甚众。

高句丽坚守各座城池，隋军无法攻下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、淮水军，战舰绵延数百里，走海路进攻。[82]来护儿选拔精甲四万，到达平壤城外，中埋伏而惨败，士卒逃回的不过数千人。[83]开战前，杨广下令隋将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关作战决定，必须先向他报告后再听从命令。这使得隋军在战场上很被动。隋将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派人驰报远在后方的隋炀帝，这就延误了军情。高句丽的军队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整和反击。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，杨广没拿下辽东城。[84]三十万五千隋朝陆军渡辽攻高句丽，也遭到惨败，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，资储器械巨万计，也丢失殆尽。[85]

隋军虽曾攻至平壤附近，最后却大败而还。

大业九年（613年），第二次进攻高句丽。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，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，隋炀帝仓皇撤军。

大业十年（614年），第三次进攻高句丽。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，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，杨广就此撤军。

进攻高句丽的战争，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，征调财物无数，大量士兵、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，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，大量土地荒芜，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，人民难以生活下去，引发了大规模隋末农民起义。

经济

隋代所开的运河其实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、或是疏浚前代留下的运河。[86]杨广所开凿的运河其实是利用之前众多王朝开凿留下的旧河道，加以疏浚。[87]

杨广下令调征河南、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修通济渠，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水、洛水循阳渠故道，东段走汴渠故道入淮水[88]，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，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，渠宽四十步，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，夹种杨柳。从长安到江都，修建离宫四十多座。接着，他派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数万艘。而后，杨广又下命疏浚汉代屯氏河、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，疏浚春秋吴运河、秦丹徒水道、南朝运河为江南河，[89]后统名为隋朝大运河。

在杨广以前，如曹操、邓艾、桓温、刘裕，对河淮交通，均常施力，隋炀帝以后，如唐如宋，亦须时常浚汴，始能利用，充其量，隋炀帝不过加工较完满之一员，其过度推崇者，一方面由昧于水利之历史，别方面则根于事经创作便可享成之依赖心理。[90]

杨坚曾于开皇四年（584年）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。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，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，至潼关入黄河，长150多公里，名广通渠。

仁寿四年（604年）改名永通渠。但随着南北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，修凿的局部运河，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。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。

大业元年（604年），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阳渠故道、汴渠故道为通济渠，同年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，大业四年（608年），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疏浚汉代屯氏河、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，大业六年（610年）疏浚春秋吴运河、秦丹徒水道、南朝运河为江南河。[89]至此，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。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，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；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；从京口（现代江苏镇江）到达会稽（现代浙江绍兴）的江南河；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，向北到达涿郡（现代的北京）的永济渠。这些渠南北连通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。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，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。隋朝大运河以会稽、洛阳、涿郡为三点，江南河、邗沟、通济渠、永济渠四段，将钱塘江、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。南宋时期，随着政治中心南移，通济渠（汴河）、永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，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，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。元、明、清时期，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，将河道直接取直，由北京直通杭绍，不再绕道洛阳。

大运河的开通，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，江都、余杭、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。当时运河上“商船旅往返，船乘不绝”。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、文化交流，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，都起了促进作用。

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，南至会稽，北到涿郡（今北京），全长2700公里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，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，经过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河南、山东、河北、北京七个省市，通达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、海河五大水系，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，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，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、规模最大的运河。后世元朝开凿京杭大运河。京绍大运河的大部分河道不是隋朝大运河的河道。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，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。

文化

科举争议

科举，萌发于南北朝，真正成型于唐朝。

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，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无法继续下去。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。

大业二年（606年），杨广增设进士科。当时秀才试方略、进士试时务策、明经试经术，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。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，进士试居次。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，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。[91]

杨广始建进士科，典定科举制度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。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，选择“文才秀美”的人才。《通典》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。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。至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。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。

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杨广诏令：“文武有职事者，以孝悌有闻，德行敦厚，节义可称，操履清洁，强毅正直，执宪不挠，学业优敏，文才秀美，才堪将略，臀力骠壮十科举人。”

大业五年（609年），杨广又下诏：“诸郡学业该通，才艺优洽，臀力骠壮，超群等伦，在官勤奋，堪理政事，立性正直，不避强御，四科举人。”

但对于隋朝是否开创进士科，是否开创科举，历来有争议，薛登、杨绾、杜佑、刘肃等那一再明确说“炀帝始建进士科”，陈直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《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》，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。

根据隋文帝、隋炀帝的诏书，隋朝仍然是让五品以上官员推荐人，没有允许平民“投牒自进”参加，并不具备科举的本质与主要特点，反而在实质上仍然是察举制，在实质上与汉朝的察举制一样。

士子应举，原则上允许‘投牒自进’，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。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，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。“投牒自进”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，但正式出现却在唐朝。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，但实行的实质却仍然是察举制，具体见研究过科举制的历史学家何忠礼的《科举制起源辨析———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》、金铮的《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》。俞大纲、唐长孺、何忠礼、金铮等历史学家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。[92][93]何忠礼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，进士科也起源于唐。[94]